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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通知體現(xiàn)了司法部門的堅定決心，也從一個側(cè)面反映了懲治不嚴的現(xiàn)實。比如，安徽阜陽劣質(zhì)奶粉案虎頭蛇尾，廣州蘇丹紅事件并非處罰企業(yè)，更有許多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在推諉扯皮、鑒定調(diào)查”中自我消化、不了了之，真正能夠被追究責任、尤其是刑事責任的寥寥無幾。
于是，一邊是“讓違法者傾家蕩產(chǎn)”的口號呼吁，一邊卻是食品安全違法事件的此起彼伏。三聚氰胺死灰復燃，激素毒素陰魂不散，一次次挑戰(zhàn)著人們的容忍底線，增強”著國人的抗病毒能力。
拋開道德良心，食品違法行為的根本原因往往是利益權(quán)衡。當天津一家制售有毒食品的企業(yè)高管被捕時，當著警察的面告訴家屬不要怕——最多判三年；當消費者吃了一塊10塊錢的有毒月餅，最多只能按照法律規(guī)定獲得十倍（100元）賠償時，有毒有害食品制造者又會有多大的壓力？當違法收益遠遠大于違法成本時，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就是一場贏多輸少的賭博。
這其中有立法的因素，比如消費者索賠門檻過高，賠償范圍和標準較低，以及重國家處罰而輕民間賠償?shù)葐栴}。與我國的“十倍賠償”相比，德國亨特格爾公司曾被查出其孕產(chǎn)婦奶粉和嬰兒豆粉中有“坂歧氏腸桿菌”，結(jié)果向消費者支付高達1000萬歐元的賠償金；而許多國家對食品企業(yè)的巨額懲罰性賠償，更是讓企業(yè)不敢鋌而走險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我國立法的許多賠償只是“起步價”。
而與立法相比，執(zhí)法可能更為寬松。比如，銷售數(shù)十噸三聚氰胺的主犯，最后只判了三年徒刑，并且是緩刑；再比如，就在今年9月，北京和江西分別對問題奶粉開出了“主動上繳免于處罰”的條件，也許他們的初衷是想解決三聚氰胺事件遺留問題，但從規(guī)定的正當性、公平性來看，無疑降低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威懾力。如果我們執(zhí)法只給人“不出事就沒事，出了事也未必有事”的軟綿綿的印象，那么違法的沖動在所難免。
從食品“衛(wèi)生”法到食品“安全”法，不僅僅是詞語的轉(zhuǎn)換，更是樹立一種預防的理念，并將食品安全違法事件納入社會安全的范疇。對于這一關(guān)系到成千上萬人安危的領(lǐng)域，預防比懲罰更為重要。畢竟，再嚴厲的懲罰，都不能彌補和修復食品安全事故所造成的巨大傷害。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說“刑法的本質(zhì)不在于刑罰的嚴厲性，而在于刑罰的不可避免性”。從這個角度，我們或許可以理解，中央政法部門的嚴懲決心，只有通過有法必依、執(zhí)法必嚴、違法必究的“決心”，法律的威力和魅力才能展現(xiàn)出來，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才能真正踏實放心。

（范正偉）

來源：臨汾日報

  【責任編輯： 劉靜】